庄严先生与故宫文物南迁

一

　　庄灵先生把他的名片递给我，名字是手写体，端庄秀美。

　　我脱口而出：“瘦金体！”

　　徽宗的瘦金体，我独爱的一种书体。我在《故宫的古物之美2》里，把它当作一种很险的字体，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险中求胜，宋徽宗这位输掉了江山的失败者，在书法上却是独步古今的最大赢家。

　　端详着名片上的瘦金体，我问庄灵先生：“您写的？”

　　庄先生回答：“家父写的，庄灵两个字，是我从家父的书法中集的字。”

　　原来是庄严先生的字。庄严先生，本名庄尚严，字慕陵，号六一翁，19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，进清室善后委员会做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，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，在故宫博物院工作，用他自己话说，叫“宣统出宫我入宫”。

　　庄严先生的书法，在他的公子庄灵先生的名片上，我是第一次见到。我曾读过蒋勋先生对庄严先生的书法的评价，写到这里，找来一看，原话是这样：

　　“他写瘦金体，执笔很紧，笔笔出锋，笔锋尾端却不像宋徽宗那么刚硬锐利，少了帝王的富贵华丽，多了一份文人的飘逸潇洒。”（蒋勋：《手帖》，第224页，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7年版）

　　那一代故宫人，几乎个个是书法家。马衡先生，字叔平，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，1924年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，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馆副馆长，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被迫辞职后，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。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电报公文上，我经常可以看到马衡先生的行书手迹，流畅中见静穆沉稳，但作为金石学家，他最钟情于篆书，王国维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纪念碑上的碑额篆字，皆为马衡先生亲题，气息古雅，线条工稳，如他自己所说：“不朴不华是谓真”。难怪周作人一篇回忆马衡先生的文章里称赞他待人谦恭，“既衡且平”，人如其名。

　　名片上小小的瘦金体字，令庄严先生一身长衫、瘦削温静的身影如在眼前。我没有见过庄严先生，只见过他的旧照片。他的影像里，藏着那代人特有的儒雅与风度。

　　他一生都很瘦，让我感觉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就是这瘦弱书生，在抗战时期，把一万多箱故宫古物从北平一路搬到大西南，其中就包括马衡先生、庄严先生最看重的十具石鼓，使它们免于战火之患，为中华文化保存了血脉。他们的身体里，藏着无法估量的力量。

　　与庄灵先生相遇，是在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宝蕴楼。这座1915年建成的西式楼房，曾用作“古物陈列所”的文物库房。1933年开始的文物南迁，许多古物就是从这里出发的。2018年，我们在宝蕴楼开“国家记忆——故宫文物南迁史迹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”，来自台北的庄灵先生是受邀嘉宾之一。1938年出生于南迁路上的庄灵先生，那一年刚好八十周岁。但他身板很直，声音洪亮，说标准国语，性格开朗明亮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多次见面，成了忘年交。

　　我们开会的宝蕴楼，二楼已被布置成故宫博物院院史陈列室。里面有庄严先生的照片，也有庄灵先生的照片。那是1947年在重庆南温泉，故宫博物院南迁人员和他们的家眷们，闻听抗战胜利的消息，知道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，兴奋之余，拍了一张大合影。那时的庄灵先生只有九岁。八十岁的庄灵轻轻走到照片前，与九岁的自己对视，默然无语。

　　二

　　博物院成立之初进入故宫的，如李宗侗先生（故宫博物院秘书长）、马衡先生（古物馆副馆长）、沈兼士先生（文献馆副馆长）等皆为北大教授，庄严先生、欧阳道达先生、张庭济先生、单士元先生等则是学生辈。这两代人的到来，一扫旧宫殿里的陈腐之气，把考古学、文献学这些“五四”以来的新兴学科带入刚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，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事业的奠基人。从那时起，筚路蓝缕，薪火相传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

　　马衡先生很幽默，周作人回忆他的一件事：马衡在北大讲“金石学”，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。学生问他：“何以知道是真的？”马衡说：“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，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。”学生又问：“那么，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？”马衡说：“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，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！”（余世存：《非常道Ⅱ·循行廿九》）

　　1928年9月，《故宫博物院组织法》公布，故宫博物院直属于国民政府，内部组织分“两处三馆”，即：秘书处、总务处、古物馆、图书馆、文献馆。10月，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公布，除蔡元培、李煜瀛、易培基、马衡、李宗侗这些故宫博物院创始人员以外，还包含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政界要人，他们是：蒋中正、汪精卫、宋子文、张学良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胡汉民、何应钦、于右任、李烈钧、熊希龄……

　　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第六年，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。

　　1933年元旦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，就在这天夜里，日军向山海关发起攻击，次日占领山海关，全面入侵热河省。

　　1月8日，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签署行政院训令，决议故宫古物运送上海保存。31日，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第四六五号密令，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古物。（《行政院密令（字第四六五号）》，《故宫博物院·古物保管类》第62卷第7-8页）

　　宋子文说：“国亡尚有复国之日，文化一亡，则永无补救”。（刘楠楠、蔡全周、庞璐：《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各方来往函电一组》，《民国档案》2004年第3期）

　　古物装箱的责任，落到了庄严先生身上。回忆当年为古物装箱的经历，他觉得最难装的，就是那十件石鼓。

　　那十件先秦石鼓，又称陈仓石鼓，原本藏在国子监的两庑，身为金石学家的马衡先生，对这十件石鼓有着特殊的责任感，后来写了一本《石鼓为秦刻石考》，认为不应称其为“石鼓”，而应称为“秦刻石”。但“石鼓”之名，已约定俗成。石鼓共十只，每只皆为高二尺、直径一尺多、重约一吨的花岗石，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有文字，因铭文记述了当时游猎、行乐的盛况，所以又被称为《猎碣》。

　　石鼓文以四言诗写成，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，内容涉及政治、外交、祭祀等，风格情调与《诗经》相似，是《诗经》之外的又一叙事史诗，上面刻写的“石鼓文”（大篆）是中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，它上承秦国书风，被称为篆书之祖，与同时期金文（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）相比，动感更加强烈，康有为形容它“如金钿委地，芝草团云，不须整就，自有奇采”。石鼓上原有七百多字，目前仅存二百余字，一字可抵万金，所以康有为称它为“中华第一古物”。

　　第一批古物运走以后，庄严先生得到密令，让他将十件石鼓装箱，与故宫文物一起南运。

　　庄严先生后来回忆说：“装箱最困难的事不外三种：一是大；二是重；三是薄。”“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难，每鼓重逾一吨，鼓的本身，虽不甚高，可是包裹以后，木箱高过人身。关于薄的问题，不要以为既称石鼓，决不至于薄，岂知鼓上有文字地方，经过数千年来，风吹、日晒、雨淋，已经侵蚀不堪，受创最重者，为千百年来长期打拓，以致刻石之处，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，如受外面压力磨擦过大，就有脱落可能。”（庄严：《前生造定故宫缘》，第192页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6年版）

　　庄严先生面对石鼓冥思苦想，他看到石鼓出土千年来历代人士捶打拓片，已有许多裂缝，再不能受力，实在是不敢下手。他于是去了达古斋，去找北平著名收藏家霍保禄先生，霍保禄先生面授机宜，他学到了包装石鼓的密方。

　　石鼓打包程序应该是这样的：先要用极薄极软的棉纸蘸水浸湿，然后用镊子把湿软的棉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，这一步就花了近一个月。然后再用薄棉花层层覆裹，一直包上四五层之多；再用浆糊黏好，用细麻绳捆扎停当：而后外面再用厚棉纸裱糊妥贴，用粗麻绳捆牢，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层之多的棉被，并且用粗麻绳扎紧。这时候，每一个石鼓已经变成了比原来体积大上一倍有余的庞然巨物。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之后，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装进定做的木箱，塞紧钉牢之后，外面再用稻草覆盖，然后用钢条绑扎封死，这样才算完成了石鼓的包装工作。

　　出发前，郭葆昌先生请马衡、徐森玉（时任古物馆馆长）、庄严几人到秦老胡同的家中吃火锅。郭葆昌先生曾是袁世凯的亲信，当时北平著名的收藏家，他的宅邸，名叫觯斋。饭后展示了他收藏的两件书法珍宝，一件是王献之《中秋帖》，另一件是王珣《伯远帖》。本书前面说过，当年乾隆在养心殿三希堂存有三件晋人法帖，分别是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、王献之《中秋帖》和王珣《伯远帖》，万暇之机，常常伏案把玩，爱不释手。没想到子孙败家，到溥仪手上，一部分被转出宫外，一部分被卖到宫外。《中秋帖》和《伯远帖》是被瑾妃偷取，遣人卖给后门外的古玩店——品古斋，后来纳入郭葆昌先生之手。庄严先生说：“三希帖为人间至宝，人世间众生芸芸，几人能有机缘亲临目睹一面，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，实在值得自负。”（庄严：《前生造定故宫缘》，第248页）唯一遗憾的是，乾隆至爱的“三希”，从此分家。

　　三

　　庄严先生和故宫同仁一起，带着所有不可能搬走、又必须搬走的古物，去了上海，去了南京，入藏专门为故宫修建的朝天门库房，又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把它们抢运出来，分北、中、南三路西迁，庄严先生走的是南路，他和同事们带着古物，与头顶的日本轰炸机抢时间，经武汉、长沙、桂林，一路搬到了贵阳，庄严先生第四子庄灵先生，就在此时出生。

　　庄灵先生在遥远的贵州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，他回忆说：“贵州原本穷困，战时物资缺乏，人民生活更是艰苦。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，为此母亲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（母亲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），以贴补家计。”“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‘八宝饭’，下饭的菜主要是靠辣椒粉和酱油；穿的衣服全是补丁；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；而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，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‘灯碗’……”（庄灵：《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》，原载《中国科学探险》，2005年第9期）

　　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，生逢乱世，人若飘蓬，表情却是那么静穆端庄，内心那么笃实坚定，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、怅惘伤感。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，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，给了他们信心，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。他们衣履简陋，捉襟见肘，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。他们知道，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，是不可能被打败的。

　　他们从长城脚下的北京城出发，过黄河，过长江，又溯长江而上，到岷江，到云贵。他们从江河到江河，从平原（华北平原）又到平原（成都平原），十年八载，千里万里，他们的生命力，并没有在道途中有所减损，而是仿佛得到了山河大地、历史文明的滋养，使筋骨血肉变得愈发坚韧茁壮。

　　其实，他们在护佑古物，古物也在护佑着他们。庄灵先生说：“天气好的时候，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，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，在广场上摊开晒晾；这时我们都会好奇地在一旁观看，父亲便乘机将有关名画的内容和作者，讲给我们听，让我们对于这些历代名迹，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……”（庄灵：《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》）

　　他们的成长环境，是那样的艰苦，又是那样丰饶，那样得天独厚。他们的少年心，也会变得像王羲之的书法一样舒展自如，健壮丰美。庄严先生的四位公子——庄申、庄因、庄喆、庄灵，后来皆卓有成就——庄申先生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艺术史专家、香港大学艺术系的创始人，庄因先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、著名作家，庄喆先生是著名画家，庄灵先生是著名摄影家。艺术四门类，四兄弟各持一门，相得益彰。少年苦寒的岁月里，故宫文化的滋养是寂然无声的，却在他们的精神里注入了超凡的品质，足以让他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。

　　马衡、庄严先生最牵挂的那十具石鼓，则跟随那志良、梁廷炜、吴玉璋等先生踏上文物西迁的北路，先由火车装载，由津浦线转陇海线到宝鸡，在宝鸡换汽车，在大雪中翻越秦岭，经过四十八天，把北路古物全部运到四川汉中，再进入成都。

　　车过剑门关时，那志良先生看到古栈道残迹，忽然间想起五代曹伯启的《南乡子》，词曰：“蜀道古来难，数日驱驰兴已阑。石栈天梯三百尺，危栏，应被旁人画里看。两握不曾干，俯瞰飞流过石滩。到晚才知身是我，平安，孤馆清灯夜更寒。”

　　1945年10月，那志良先生请欧阳道达先生用他庄重谨严的碑体，将这首词写成中堂，来纪念他艰难的西迁岁月。整整一个甲子之后，那志良先生的儿媳王淑芳将这幅中堂捐献给故宫博物院。

　　我想起庄严先生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清点清宫古物时，看到一些宫殿的墙上挂着“九九消寒图”。“九九消寒图”上用端庄的楷书写着：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，九个双勾字，每个字（繁体字）九划，后妃们每天填写一笔，从“入九”第一天，一直写到“九九”的最后一天，刚好九九八十一天。把这九个字全部填写完，冬天就过去了，春天就不再远了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“珍重待春风”的“珍”字，可以用来代表珍宝；而“重”字，不只可以指重量，也刚好是“千”“里”二字的组合。于是，这“九九消寒图”里，居然含纳着世间万物，有时间，也有空间，甚至暗含着古物南迁路途的山高水长、气象千万。

　　千里珍重，道出了他们的艰辛，也是对他们的祈愿。

　　忘记了哪位南迁人员的后辈讲过，他们小时候练毛笔字，就是用“九九消寒图”来描红，其实也是一种有趣的填字游戏，笔划回转间，寄托着他们对故都与故宫的无尽思念。填满十二张“九九消寒图”（从1933年开始南迁到1945年日本战败，刚好经过了十二地支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），他们就该回来了。

　　四

　　1947年，古物向南京集中，石鼓走陆路，其余走水路。运石鼓的卡车，由那志良领队，从重庆出发，经江西、安徽、江苏到南京。6月，在綦江，一辆车控制前轮的“拉竿”断了，车子失控，司机为让汽车停下，故意撞到一棵树上，结果车子翻倒，所幸石鼓份量很重，停在了原地，没有滚下悬崖，而且包扎严实，毫无损伤，司机也安然无恙。

　　1948年底，三大战役打响，共产党摧枯拉朽，国民党兵败如山倒。12月2日清晨，庄严先生随772箱古物（其中故宫博物院320箱）登上“中鼎号”登陆舰，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，驶向台湾基隆港。此后又有“海沪轮”装载3502箱古物（其中故宫博物院1680箱），“昆仑号”运输舰运载1248箱文物（其中故宫博物院972箱）驶去台湾。《快雪时晴帖》随着这不到三船的古物，飘去了台湾。

　　故宫博物院13427箱又64包南迁古物（如加上随故宫古物一同南迁的古物陈列所、中央研究院、颐和园、国子监等单位古物，共为19816箱72包15件13扎）中，运台古物有2972箱（含故宫博物院、古物陈列所、中央研究院、颐和园、国子监等单位古物）。有人说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大部分去了台湾，纯属不实之言。

　　孩子们问：“台湾，是什么地方啊？”

　　庄严先生说：台湾就是一个海岛，自古都是中国的土地，后来被日本占据了，现在又是我们的了。（参见庄因：《漂流的岁月——故宫国宝南迁与我的成长·栖迟天涯》，第53页，天津：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2年版）

　　这是一次不知归程的远行，临行时，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森玉先生拉住弟子庄严的手，说：“文物要分开了，从今以后，我负责看管一半，你负责看管另一半。你要代我到台湾去，看管好这批家当。”

　　庄严点头：“先生放心，人在文物在。”（马思猛：《金石梦 故宫情——我心中的爷爷马衡》，第233页，北京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9年版）

　　庄严的诺言，是何等的庄严。赴台古物几经辗转，于1950年汇聚在台中雾峰北沟，为了能够在那闷热多雨的孤岛上保护好那批古物，于1965年在外双溪专门建成一座台北故宫博物院，用于庋藏从大陆迁台的古物。

　　庄灵先生给我看过一张照片，是蒋中正与宋美龄前往北沟参观故宫古物后与工作人员的合影。杭立武先生的太太身上穿的旗袍是刚刚从洗衣店取回的，匆忙中，洗衣店的条子竟然忘记撕掉，她就带着洗衣条与蒋先生夫妇合了影，这是我一再放大照片后发现的，而照片中的人物，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，在镜头前依旧满面春风。这一小小破绽，反而透露出历史的真切与亲切。

　　就在部分古物运台的同时，行政院致电马衡，欲将北平故宫博物院中未曾南迁的古物运往台湾，为了阻止这批古物赴台，马衡采取了一个战术，那就是拖，一直拖到解放军入城，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

　　庄严、那志良等故宫同仁赴台之后，他们曾经奔走的这块土地，成立了新的共和国，在北京，一个开放阔大的人民广场取代旧皇宫构成了城市的主题。1950年1月，存于南京、未及运往台湾的南迁古物1500箱以火车运回北京，其中就包括那十具石鼓。马衡院长在1月24日记中写：“参加接运委员会讨论路线问题，余主张由西车站经过中山公园桥入天安门、端门、午门，东经协和门南而入新左门，孟宪臣勘路回，谓天安门内路极不平，不如入东华门，余亦不坚持。下午冶秋来，同看中和殿，以储石鼓，冶秋同意。”（《马衡日记——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》，第111页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6年版）

　　1953年和1958年，存放南京的古物继续北运，分别为716箱和4037箱，至此，除了去台文物和留在南京的一部分古物（2176箱，现存南京博物院），南迁古物全部回到了它们的出发地。从1933年第一辆南迁卡车驶出午门，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五年。

　　那些1933年留在北平，没有来得及被带走的古物，在北平沦陷的八年，一直蜇伏在故宫博物院，像冬眠的松鼠，等待着生命的复活。1942年，日伪接收故宫博物院，试图劫走故宫内的铜缸制造炮弹子弹，因故宫博物院留守人员（其中包括伪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强行任命的代理院长祝书元、南迁时奉命留守北平的行政处长张庭济等）与日本人周旋斗争，先交出散落于各院落无号又残破的铜缸铜炮等近二千斤，在日军威逼下，又“以次充好”，交出“既无款识又不能断定时代”的铜缸54口，这些铜缸被运走后，至今杳无音讯。1944年，日军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座、铜炮一尊，还没来得及运往本土，日本就宣告投降了，这批古物也被从天津追回。（参见童永纪：《日本侵略军强索故宫铜缸充军需》，原载《北京档案》，2006年第9期；刘楠楠：《张庭济与沦陷时期的故宫博物院》，原载《中国档案》，2018年第4期）

　　1945年10月10日，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，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等行至受降台前肃立，向中国军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行礼，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，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。这一天，刚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。

　　1949年阳春三月，随着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故宫博物院，这批留平古物也回到人民怀抱。

　　接管仪式也是在太和殿举行，罗歌宣布请军代表尹达讲话，尹达疾步登上皇帝宝座，大声说道：“几百年来，只有皇帝才能登上这个宝座。现在，我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军代表，也登上这个宝座。有人说，老百姓登上宝座，会头晕，会掉下来的。今天，我的头并不晕，也掉不下来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了，人民成为主人了。现在，我宣布：正式接管故宫，马衡院长还是院长，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。从今天起，故宫新生了……”（马思猛：《金石梦 故宫情——我心中的爷爷马衡》，第241页）

　　1980年，庄严先生在台北荣民总院谢世，享年82岁。临终前，他有一个欣慰，一个遗憾。欣慰的是，自从1948年与石鼓分手后，他一直惦记着石鼓保存的情形，后来儿子庄申自香港转来一篇叶恭绰先生文章，说石鼓回到北京开箱时，“毡棉包裹多重，原石丝毫无损”（叶恭绰：《石鼓归京在故宫》，转引自庄严：《前生造定故宫缘》，第194页），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，那石头，就是石鼓；而他遗憾的，是没有让“三希”重新团圆。

　　庄严先生弥留之际，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，声音微弱含混，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。庄灵先生凑到他的口边，反复聆听，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：

　　北平。

　　五

　　2018年5月，庄灵先生从台北飞到北京，参加故宫研究院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和影视研究所共同举办的“场所精神：故宫文物南迁遗址保护与活化的实践之道”学术研讨会。会议之余，他执意要去石鼓馆看看，我知道，他是代他父亲去看。他要走很远，从举行会议的建福宫，一直走到宁寿宫的石鼓馆。但他走过南迁路，又跨海而来，这最后一公里，物理距离无论如何谈不上远，只是由于某些因素，他等待了大半生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那一天，石鼓馆闭馆，老人的脸上写满了遗憾。11月，北京最美的季节，我们举行了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第二次学术会议，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会议，庄灵先生又如约而至，这一次，我和南迁所副所长徐婉玲一起陪同庄灵先生去了石鼓馆，一进馆，就看见那十具粗朴的石鼓，仿佛自天外陨落的巨石，亿万斯年，一直在这里等候。苍老的字迹，还停在秦穆公的时代里，带我们回到了我们民族文字的初始。

　　庄灵先生在石鼓前站了很久，表情静穆如石。

　　我猜，他可能会想他的父亲，他自己的童年，或者，更久远的岁月洪荒。（祝勇）